儒家的治国主张是什么(儒家学派创始人的治国主张)

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称为“士”,依不同的政治态度,士可分为出仕与退隐两大类。出仕者因其所属学派的不同,又可分为儒家的士和法家的士两类,而退隐者则有道家的士与佛家的士之别。中国古代的士,是具有独特文化素质和人格特性的人,有超乎大众的文化知识与理性智力,能对历史和现实进行综观深思,提出关于政治的种种思想,这是构成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要部分。本文拟对儒家的士(简称“儒士”)的政治思想进行分析,指出其主要的意旨所在。

一般而言,儒士怀有强烈的入世精神,对政治抱有极大兴趣,其知识系统集中在社会与政治问题上,这是儒士的鲜明特征。社会与政治的问题,是士人在其人生实践中不得不面临的迫切问题,与自身有着直接利益关系,故儒士希望通过直接参与政治,凭借自身积累的深厚文化素养,来博取立功立德立言的功业,垂名青史,流芳百世。从现实的角度讲,他们既有所学,故无不想出人头地,希望通过成功的政治活动,来满足个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欲求。因有如此的利益驱动,故他们对于古往今来的政治问题无不殚精竭虑,指切议论。从数量上看,儒士占了中国古代士人的绝大部分,其思想主张亦久占统治地位。对于政治问题的见解,自其开山祖孔子起,就已奠定了主要格局与基本精神,后之来者不过是以孔子为依据,引申发挥具体加详而已。约而言之,儒士的政治理念为如下数端。

一、敬天忠君的根本原则

敬天忠君,可以说是儒士政治观的根本原则。早在西周初年,周公等政治家在借鉴殷周灭亡的基础上,就特别重视敬天安君之道,这种思想在周代文献中,有集中的表述。至孔子时,出于对当时政治现实的不满意,而以“吾从周”(《论语•八佾》,以下凡引自《论语》者,仅列篇名)为其政治理想,对周公非常尊崇,于敬天之意曾无少减。孔子曾说自己有“三畏”,第一是畏天命(《季氏》),对于天道竟不敢贸然言之,以示其敬(《雍也》)。天道不可知,天命亦不可知,故可畏而不敢言。畏与不言,都是敬天的表现。孔子的敬天,到了怕而不敢言的地步。这比周公的敬天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后之儒士,无不敬天。或者敬而远之,不言天道,或者大讲天道天意之可怕,如董仲舒,或者把天改头换面,以天理的形式示人,要人去人欲以顺从之,如朱熹。总而言之,对于天(天道、天意、天理、天命),一要敬畏,二要奉顺。对于天,不仅用以自律,且是儒士用以律人压人的重宝,虽若帝王之尊,若有不对,也可借天来指责之,其他人更不在话下。

忠君,则是敬天的又一表现形式。君主乃是奉天命者,所谓天子,就是代表上天来统治天下万民,故敬天必然地要体现在忠君上。天命天道,可以说是玄妙难知的,而帝王君主,则是实实在在,可以通过具体言行来对他表示忠诚的,于是敬天一转而为忠君,儒士自身并要求所有的人,都须以忠君的实际行动来表示敬天之意。敬天与忠君,实质统一。

儒士的个人目标,是出仕为臣,做君主的忠诚辅佐。为保证这一目标实现并能延续下去,其首要条件和最高要求,都是忠君,亦即敬天。天命天意,亦是要臣子忠君,忠君就是忠于天命天意。君主是要执行天意天道天命天理的,因此也要求臣子必须绝对忠诚。不忠者即不能仕宦为臣,不管有多大才能,不忠君即不为君用,亦属天理不容,必杀之而后快。狂矞、华士不臣天子,便被齐王视为最大的不忠,故使吏执而杀之,以为“首诛”(《韩非•外储说》)。既为臣,首务为忠,所以古代以大逆不道为十恶之首,为最严重的罪名。儒士要求忠君,君主自身也要求臣子忠诚,上下一致,就构成了忠君思想的主客观条件,使这一思想获得了极强的生命力,于是乎就成了几千年古代社会中的普遍信念和最高道德标准。将政治要求道德化,可以说是儒士的最大特色。他们深知道德律令可以深入人心,自动控制人的行动,比之外在的强加的法令更为有力,且更不易为人觉察,不易引人反感。政治本身是为某一特定阶级服务的偏见,不是反映人类共同利益和普遍正义的真理,其合理性从未完全达到充足的地步,而儒士将忠君与敬天合二为一,并通过国家的教化使之成为普遍的道德信念,于是就替这一政治要求谋到了最大的合理性和最强的力量(并非一时的力量,而是持久的惯性力量,是人人不可违抗的传统力量)。儒士为君主做出的贡献可谓至巨至大,故理所当然地被历代君主赐予了无与伦比的优宠地位。

儒士亦不可等同视之,按道德品质的高下,儒士又可分为两类,即正直之士与邪佞之士。正直之士於所学能信而行之,从道德角度理解与执行忠君的信条,故尽心尽力乃至“致其身”(《学而》),忠君不忘谏争,指责纠正君主不合道德的错误行为。邪佞之士则不然,他们不讲仁义廉耻,纯从个人私利角度理解与实行忠君之条,把忠君理解为巧言令色,阿谀奉承,投其所好,取悦君主,以邀私利。邪士之忠,正士视之为奸,正士之忠,邪士则视之为迂。儒士之忠,于此亦有大别。

要求臣下忠诚,本是君主的根本需要,但一经为臣的儒士(包括欲为臣而不得的儒士,如周游列国而不得用的孔子)之口为之说出,就比君主自己说出更易令人们接受。尤其是提倡“臣事君以忠”(《八佾》)的孔子在后代的君主们奉为圣人之后,后世儒士莫不敬仰其权威,骄傲其荣耀,以身为同类而自豪,故皆异口同声同心同德尊奉忠君思想为最高道德信条和政治原则。只要能为忠臣,在青史留下忠臣美名,即便杀身成仁,也是最高荣誉,最伟功业,最大幸福。儒家士人概莫能自拔于这一思想牢宠。君一人而能专制天下数千年而不倒,正是得力于这种以忠诚自律他律的儒士。孔子能为圣人而别人不能,实有其必然原因。

忠君有多方面的含义,如事君以忠,尽心尽力,效死卖命,是其一。克己复礼,退思补过,自觉服从,绝对效忠,是其二。二者合成,忠君才得真正实现。只讲忠是不够的,必须以臣自身的克制循礼为其保证,否则忠君便会成为一句空话,或者成为表面效力而内心并不忠诚的局面。退思补过,克己复礼,是要求臣子克制私欲,修养德性,祛除妨害绝对服从效力于君的毛病,成为一个合格的忠臣。而克己复礼又有二层意义,第一是克己,即克制自己,修养自己,做到自觉服从,绝对效忠,承认并服从君主的绝对权威,这是内在的自我束缚。第二则是复礼,即为君主设计建设并维持一套礼仪制度,以定上下的尊卑等级名分和相应的行为规范。既保证帝王的绝对而至高的权威,又限定臣子们的思想与行为。这套礼仪制度实际具有法的性质,臣的思想行为不合乎礼,君就要制裁之。同时由于刑不上大夫,而只施用于民,故对臣来说,只有礼仪制度才是规范他们的法。因此礼就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性规范。有了如上两套内在的和外在的束缚与规范,臣之忠君就有了保证,同时也就具备了具体而明确的实行和检查的途径和方法,没有这样的途径与方法,思想只是思想,与实践无涉,也就不会对历史造成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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